大飞机和芯片套路不一样

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，都有一个很长的链条，产业头部技术的研发，必须要从这个链条上吸取营养——资金。产业链前端是市场，市场必须产生销售收入，然后才能回哺后端的研发。

这段时间，芯片让无数中国人揪心。

在产业界，一些企业大佬纷纷表示，“跨界”进入芯片产业。此外，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快上马集成电路基金。

就在可能“全民搞芯片”的时候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泼了冷水。4月份，他在公开场合告诫说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。

吴敬琏认为，这个关于芯片的争论，开始使得“国家主义”更加取得优势。他的意思是，这几年，用行政力量去支持产业发展，这种倾向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接受，市场化改革有点走回头路的意思。

吴敬琏的担忧是有道理的。

因为，随着大飞机升空，高铁技术独步天下，以及其他领域技术的进步，一些人的确开始认为，国家力量搞产业，往往多快好省。至于市场化，那不过是西方人强加给咱们中华民族的价值观，越来越不灵验。

中华民族智慧而勤劳，对国家技术进步的未来，我们应该乐观。但是，乐观应该建立在对常识的尊重和对市场的敬畏之上。而且，你必须知道，大飞机、高铁，刚好是我们对市场从灵魂深处尊重的结果。这些产业，我们都是按“市场逻辑”在办事。

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，都有一个很长的链条，产业头部技术的研发，必须要从这个链条上吸取营养——资金。产业链前端是市场，市场必须产生销售收入，然后才能回哺后端的研发。研发的加码，最终要靠企业销售产生的现金，而不能靠国有银行贷款。这个“市场回哺”模式是一个常识，无法被颠覆。

有人说，中国大飞机的核心零部件都采购自外国厂商，比如最核心的航空发动机就是。对这个问题，其实一点都不用气馁。一方面，波音、空客的发动机也是外采，全球民用航空产业链一直都是这种合作分工的模式。

另一方面则更为重要，中国大飞机外采发动机，刚好说明我们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，渐进式的产业崛起之路。

飞机的产业链条很长，如果做一个“三段式”的简化分析，那么最前端是航空公司，它们采购飞机，中端是飞机制造商，后端则是零部件供应商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：一个国家要打造属于自己的民用飞机产业链，应该从“三段”中哪一段着手？

显然，应该从中端，即飞机制造商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段刚好是可以发挥“市场回哺”效应的环节。目前，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民用航空市场，航空公司每年采购的飞机也是全球第一。更关键的是，采购者主要都是国企。

这意味着，这个全球第一的市场，足以“反哺”出一到两家大型飞机制造商，给它们充分的技术升级和进步的时间缓冲。显然，这是对本国“市场禀赋”最靠谱的利用策略。

其实，你不妨试想一下，如果中国的航空公司全部是民企和外企，结果会怎么样——在这里，我们不讨论产权制度的优劣，只讨论产业的逻辑。

那么，直接进军后端的核心零部件，比如航空发动机，可以吗？显然不可以，因为没有市场。一架飞机关系到数百人的生命安全，零部件供应商的品质和口碑都是百年积累，市场断然不会等待后来者，不会给他们试错机会。

但从中端的飞机制造商着手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当飞机制造商这个中端环节成长起来，这等于为后端环节，即核心零部件研发和制造又提供了市场；紧接着，我们又可以继续后推，进军民用航空新材料、电子控制技术领域，再次用市场“回哺”更后端的产业。最终，通过“层层回哺”，建立一个国产自主的民用航空产业链。

实际上，在绝大多数中国取得了巨大技术进步的领域（包括高铁），我们走的都是这个路径。这种路径，不是不要市场，而刚好是从灵魂深处在尊重市场的逻辑。

那么，这条路在芯片产业走得通吗？恐怕很难。

芯片是IT硬件产业链的中端环节，但它的前端即手机硬件制造商和飞机完全不一样。首先，它们都是民企，和国企的“行为模式”不一样。其次，竞争过于激烈，这意味着它们很难像国有航空公司、国有高铁采购商那样，给予后来的芯片商充足的试错机会和成长庇护。

它们自己每天都要和对手搏杀，对供应商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暴。

大飞机和芯片，看起来差不多，而产业逻辑却截然不同。这种不同的背后，“市场逻辑”却都是一样的。

作者 | 南风窗副主编 谭保罗 tdb@nfcmag.com

“中国芯”缺失背后折射的文化之殇

即将过去的4月，围绕“中国芯”的缺失问题，各种争论高潮迭起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中兴被禁止采购美国芯片而“卡住咽喉”，这看似偶然的事件，暴露出中国在高端芯片行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长期困境。可谓“祸不单行”，除了芯片技术滞后，人们发现，致命的软肋还在于，操作系统也受制于人。若把芯片比喻为心脏，操作系统比作灵魂，中国网信产业“缺芯少魂”的窘况极度令人担忧。

经济现象，隐藏着文化基因

似乎一夜之间，爱国热情被集体点燃。网民纷纷声援“我们都是中兴人”，力挺中国拿出当年攻克“两弹一星”的魄力和信念，自力更生占领制高点。此言不假，中国从来不怕硬骨头，直面问题是好事，知耻而后勇。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解决问题显然不能光凭热情，需要深入思考找准症结。日前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提出要依靠自主创新来掌握核心技术，同时深度反思中兴事件之痛，指出了除了制约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客观桎梏外，还有许多主观因素。比如，一些产品如果市场上比较容易拿到，许多公司就不愿从头去自己研发，因为“周期比较长，投入也比较大”；再有，中国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比较好，也比较勤奋，但是团队精神、合作精神不是太好，“这方面有传统文化影响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”。

著名经济学家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在评论中兴事件时指出，应该跳出“政府拼命砸钱就能搞好产业”的思维怪圈。他清醒地看到，中国芯片产业的孱弱，主要不在于缺钱，比如，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就达 4000 亿。他认为，“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”。

诚如斯言。许多看似激烈且变化芜杂的经济现象，其背后其实都隐藏着深层次的文化基因。中兴事件引发各界国人的深刻反思，应该说不是个案。在发展的长河中，许多个体事件会敏感地触发我们的神经，让我们得以穿越迷思，看到某些问题背后的文化本质。

实用理性，注重眼前利益

有一个著名的“对一条鱼的发问”故事：一个德国人，一个日本人，一个中国人，一起坐火车从法兰克福去巴黎。中途上来一位乘客，拿了一个鱼缸放在空座上，德国人开始问端鱼缸的人，“您能告诉我一下，这鱼是什么名称，在生物学上应该如何归类，有哪些特性？它们在科学上有什么意义吗？”日本人听完德国人的话以后则问，“请问先生，这种鱼我们日本能不能引进？如果根据我们日本的气候和水温、水质，这种鱼能不能生长？”之后，轮到中国人来问了，“这种鱼是红烧好吃还是清蒸更好吃一点？”当然，故事不一定确切，但三种不同的发问方式，形象地表达了各自文化的差异与思维方式的特点。

从中西文化的历史比照中，我们可以探寻到中国文化的某些内在特性。西方的“文明”概念衍生于“civil”，指交易的场所、市民社会；西方商品流通很早就开始盛行，频繁的“交往”、“交换”关系形成了商业文明，交易经济也催生了“城邦”政治和“法治”观念。而中国的“文化”是走“culture”路线，“culture”原初是“耕作”、“培养”之意。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形态形成了农业文化，也带来了家庭以及“三纲五常”的宗法观念。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惰性和狭隘性，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侧重于内部生活的小圈子及其圆满关系，十分注重自身的感性体悟、经验和实用。李泽厚先生把这种重人事关系、重具体经验的思维称为“实用理性”。

在中国人的观念中，“实用”至上，“实用”即价值。这种观念，关注现实利益，强调实惠。在“实用理性”观念的导向下，我们倾向于以“最小的代价获取对自身短期的最大效用”。因此，就不难理解，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“拿来主义”、“山寨现象”。比如，在网络信息产业中的操作系统方面，因为有微软，可以方便购买甚至能盗版免费使用，大家都用得不亦乐乎，怎么还会愿意花大价钱去开发支持国产系统？

再比如芯片产业。一条生产线至少需要两三百亿人民币，没有几百亿人民币，连一条线都做不出来，而且芯片生产的装备还只能依靠进口。如果要把产业链做进去，从材料、工艺、制造、生产、测试、封装到市场，每一个环节，都需要大量的资金、资源和人才投入。所以在外部采购和自主研发的费用比照下，许多企业都会基于现实的发展需要本能地选择了前者，而把管长远的后者搁置起来。

价值分工，不进则退

当然，中国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，在文化、科学、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诸多成就，也无不与实用理性有关。中国兵书之所以出现得那么早那么成熟，是因为极其频繁复杂的战争积累了大量的经验；中国农学在汉代便已相当发达，它保证了农业的精耕细作；中国医学自成体系，延续几千年，至今有效；中国的技术科学或应用科学较为发达，在近代之前独领风骚。根本原因就在于，兵、农、医、艺涉及极为广泛的社会民众性和“生死攸关”的具有实用性质的问题。台湾吴大猷于1976年在《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》一文中指出：“一般言之，我们民族的传统，是偏重实用的。我们有发明、有技术，而没有科学。”中国人引以自豪的“四大发明”是技术而不是科学。因此，中国科学落后西方者，不是个案的技术发明，而是科学探索的动机、视野和方法。

在这次中兴事件的评论中，我们亦听到一种声音：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贸易分工格局下，立足自身优势，承担产业链中的某一个环节即可，没必要搞大求全。这个逻辑，事实上这也“实用理性”的一种写照。路径依赖，舒适区，既得利益，这些都是“实用理性”的现世考量，但却对发展、进步无益。长期以来，中国制造业以“世界工厂”著称，其实遵循的就是这个逻辑，在一定的时期它是对的，但又不能成为教条定理。道理也很简单，任何产业链条都有上、中、下游之分，在既有分工体系中对应的价值含量不尽相同。价值分工，不进则退，如果不往价值链的高端攀爬，势必就会滑向链条的地步，竞争力就无从谈起。

引领世界潮流的，推动时代发展的，必然是敢于探索、追求卓越的科学精神。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，直到现在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，它在现代中国人精神领域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：人们习惯于把“科学”和“技术”合在一起使用，谓之为“科技”。这样一来，“科学”层面的理想主义和探究精神往往被剥离了，而“科技”就只剩下实用主义的“术”了。

积跬步致千里

“平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”这句经典口头禅，寓意烧香拜佛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宗教信仰，而是出于实用和功利的目的，用鲁迅先生的一句精彩的话来说，烧香是中国人用祭物对神的一种“贿赂”。在许多中国人的眼里，没有对与错、真理与谬误、正义与邪恶，万事只问“有用”还是“没用”。诸事只要对我有用，就可以用尽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，哪怕要抛弃正义感，漠视游戏规则，违背道德约束，甚至侵占他人及社会的利益。这次中兴危机，导火索就是2016年中兴公司的违规事件，而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影响，则是暴露了我们科技发展的命门。成大事者，需要久久为功。投机取巧，可能会收获一定的短期利益，但终归会遗害大方。

中兴事件，不啻为一剂清醒剂。让我们看到，长期以来依赖进口核心技术而发展的产业，体质是虚胖的，可能被一剑封侯，不堪一击。所以，一定要打造核心竞争力。当今时代，科技创新应该成为第一驱动力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党和政府的顶层设计现在是非常明确的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”，其中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科技创新引领。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，在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时期，核心科技的突破必须要迎难而上。

“一打纲领，不抵一次行动。”在集成电路制造的领域，资金、资源和人才务必持续投入，国家基金扶持带动社会资本进入，唯有一步一步打好基础，才能在看得见的将来打造出真正的“中国芯”；操作系统方面，我们比不过人家，但是得有一个备份系统，万一人家断供，我们自己至少还玩得转。好比，有高速公路，有乡间土路，高速公路封掉之后，哪怕行驶的速度慢一点，至少还有第二种备案可以选择。期待，“中国芯”、“中国魂”能积跬步、致千里。

（作者刘功润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、研究员，上海市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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